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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主义者杂志:中国30年变化-找寻幕墙背后的中国

    • 更新时间:2010-10-6 15:26:22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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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文章:中国三十年变化(作者:理查德·费希尔)

    原编者按 北京奥运庆典勾起了理查德·费希尔对中国另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回忆——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解放。他解释了外国人为何必须突破中国精心设计的幕墙,才能找到真实的基础并据此与之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

    1948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者行将关闭上海港时,我的澳大利亚籍父亲和出生于南非的挪威籍母亲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了那里。此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我出生于次年3月,这个幸福的“副产品”原本可能焦虑地待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里。

    几乎60年了,我的出生经历令我自视为中国问题观察家。但是,直到1979年,在我担任卡特政府政策制定协调人兼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助理时,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

    公路上的变革

    在中国的早期经历,以及20年后代表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行谈判的经历,构成了我现在观察中国的视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并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而美中两国之间因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府而产生的索赔反诉则留给了卡特总统解决。

    如果不解决这些反诉,我们就不能上常贸易往来。因此,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及其一行(包括身为他最信任的首席顾问的我)于1979年2月23日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奔赴北京解决这些索赔诉求。

    我们与邓小平、华国锋以及财政部长张劲夫举行了会晤。在与邓和张进行了艰难谈判后,1979年3月1日,我们达成了初步协议。那天 我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上空正式升起了美国国旗。

    在观看盛大壮观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时,那次北京之行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们于1979年2月24日晚抵达这座城市后,立即被红旗轿车接送至官方宾馆。

    进入北京城的公路上没有汽车——不是因为这条路线为我们代表团设置了警戒线,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车。我们看到的交通工具有瘦骨峡峋的马匹、驴子、牛、冒着黑烟的卡车以及无数上海“永久”自行车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生产的自行车。

    仅仅27年过去后,截至2006年,北京的机动车已达240万辆;而这只是全国3700万辆机动车中的一小部分。1979年,当布卢门撒尔代表团抵达北京时,欧佩克及其他产油国的主要客户还是美国、日本和西欧。而目前,产油国的客户中增加了13亿中国人——其中很多人不仅自己有车,而且开工厂,居室还要取暖;同时还有正在迎头赶上的国家的人民,如印度以及从原苏联专制下解放出来的国家。

    这就需要考虑石油、柴油和汽油的供需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与节俭的日本人一样,中国一年的消费总量将在180亿桶以上,大大超过我们75亿桶的消费量。


    技术上的成就

    就解决索赔反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后,我们立即乘坐中国军用飞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然后返回北京修改一些细则。

    中国政府挑选出最漂亮的女兵,在飞行途中为我们服务。我的一位同事一时心血来潮,拿出一个宝丽来相机,拍下了这些临时“空姐”们的倩影。

    当时的情景可能让人以为,他是在世界某个从未见过火焰的偏远角落划燃了一根火柴。这些 “空姐” 高兴得大声尖叫,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整个机组都簇拥到飞机后座,琢磨这个从未见过的新奇玩意。

    想象一下吧。当时,宝丽来相机在美国已经普及了25年,而距离史蒂夫兄弟——即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兄弟发明首台商业苹果计算机已有4年。中国民众却从未见过宝丽来相机,更别提听说过计算机了。

    宝丽来后来就过时了。现在 中国已经拥有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现在,中国生产9300万台微型计算机,在国内拥有6亿手机用户。中国巳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

    中国人的技术刺探手段如此高超,以至于欧洲和美国的商业及政府领导人都被告知,在黑莓手机所到之处的任何一个角落通话都可能被中国特工窃听——即便你巳经关机,只要SIM卡和电池不卸下来。

    再把思绪拉回北京奥运开幕式。1979年,一台宝丽来相机也会令中国最优秀的军事飞行员感到惊讶。而2008年,在“鸟巢”举行的奥运开幕式演出表明中国可以应用堪与美国硅谷最精密武器或游戏设计师、软件程序师相匹敌的技术,中国具备这种能力。

    这令我想起这片古老土地的借鉴和适应意愿、当年邓小平步入与布卢门撒尔首次会晤的房间时,他调侃道:“据说令中国人如此恐惧的美国大资本家在哪儿”

    会晤期间,他发表了一番类似于著名的“黑猫白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言论概括了实际结果高于政治正确性、经济发展高于意识形态纯粹性的重要意义——这是现代中国的两个特点。

    邓向我们阐明:中国决心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与世界其它地方保持接触的同时;中国“猫”将重点抓获成群的经济“鼠”,起点就是我们本周达成协议所解放的贸易。

    中国做到了这一点。1979年,在繁重的关税重压之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仅为5.95亿美元。中国的官方储备连一个美元也没有。现在,他们每年向美国出口3000多亿美元的货物,同时持有8400多亿美元的美日国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一直高于10%,成为世界工厂,且正在引领科技前沿。


    拨开笼罩的迷雾

    中国人善于苦中作乐。1979年在北京期间,人民大会堂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晚的第七个曲目是钢琴独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演奏者是钢琴家刘诗昆。

    现在,刘诗昆被视为中国最好的钢琴家。他在全世界巡演,包括与小泽征尔和美国波土顿交响乐团合作推出了一直以来最畅销的经典唱片。

    看过刘的官方中文自传就会发现,“他为几代中国领导人演奏过”。

    但是,自传未曾提及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入狱,为保持演奏技艺,他在牢房墙上刻出琴键,日日弹奏,凭想象“听”曲子。

    他为我们演奏是他“平反”后首度公开露面,他弹奏得如此令人振奋,以致连我们的主人也大多拍红了手掌,感动得掉下泪来。

    遐思之中,我看到8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托奥运会旗、踏着正步进入了会场。他们也是现代中国的标志。

    中国应验了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关于俄罗斯的脍炙人口的警句:“俄罗斯是谜团中笼罩在迷雾下的一个谜。” 对中国来说,“眼见”未必“为实”。

    让无数中国人拥有汽车的经济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在全球市场中和奥运会上展现的技术能力也毋庸置疑。钢琴家在墙上刻出琴键练习的意志是真,踢着正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也不假。

    由此得出的启示是:当我们关注现代中国对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必须努力找寻隐藏在精心设计的幕墙背后的中国。

    丘吉尔在总结这句押头韵的“谜、迷雾、谜团”的说辞时说,弄懂一个令人困惑的俄罗斯的关键在于,了解它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审视中国时,我们也必须透过它精心设计的形象,加深我们对它的国家利益的理解,否则将会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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